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，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，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，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，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，尽管爬起来以后，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。 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爱，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，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，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。 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，真的还挺复杂，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，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，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。 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，有政治流氓、文化流氓、地痞流氓、阶级流氓等等。 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，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，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：“没想到，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——流氓。” 从此，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。 那年我十六岁，也就是从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遗精。 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，而是我自己，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，用力地动做着，这时，刘组长进来了，用手指着我大喊着“流氓——流氓！” 于是我就流出来了，早晨起来，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，湿湿的一大片，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。 也有那天起，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，直到今天。 在村里，我们家的成分不好。 我祖上是行医的，到了祖父那一辈，医术到了最高峰，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，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。 旧社会在乡下，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。 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，土改开始了，张家划了个贫农，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，人民斗争的对象。 地给分了，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。 他老人家不理解，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，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，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，他低头认罪，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，以改造自己的罪过，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。 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。 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，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。 以前我走路，那怕是在小胡同里，也尽量走在中间；现在走路，那怕是大路，也要蹭着墙跟儿走。 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，憋憋屈屈地成长着。 几年之后，我目睹了支书（应该是原支书）被拖上批斗台，任人打骂的惨景，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。 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，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；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，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。 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，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。 他是支书的儿子，跟我同岁，虽然我是地主崽子，但是他对我特别好，把我当成他的朋友。 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，不当支书了，但还是党员，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。 我们俩的交往中，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。 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，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，是邻村的，他对我讲，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，过年就要娶过来。 他还悄悄地告诉我，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，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，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，达到目的后，也就不再管他了。 这件事儿，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，看到老爹也起来了，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，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。 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。 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，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。 这件事儿，他谁也没跟说，只对我一个人说了。 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，但从我的心里，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，支书（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）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，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，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。 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，我这种身份，说个媳妇很困难，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，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，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，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，不和他们交流，也不和其他人沟通，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，除了李红旗，我不和任何人来往。 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，他结婚了，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，他讲得很生动，很逼真，在他面前，我总是嘴唇发干，不自觉地咽着唾沫。 他走了之后，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，让我晚上想入非非，经常在梦里实践，醒来更加欲火难熄。 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。 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，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。 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，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。 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，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让喝酒就喝酒，让吃菜就吃菜，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。 新娘长得真是不赖，方头大脸的，眼睛也挺漂亮，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，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。 喝酒过程中，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她竟然笑了。 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，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，像吃了一大口芥茉，上下一下子通了。 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，我只在一边看，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，抱着新娘子不松手，把新娘子憋得脸通红，可是又不好发作。 这时，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一把把那个家伙给拽开。 这家伙一看是我急了，冲着我直喊：“你这个地主狗崽子，敢拽我，今天我非把你小子打残不可。” 众人一见那小子恼了，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。 我站在那里在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这时有人过来拉了我一把说，你还不回家，想挨打啊。 我不情愿的离开了，当时想看新娘子一眼，但是我没赶抬头。 当晚，我始终被新娘子的那闪电一般的目光照亮着，整个夜晚成了白天，甚至比白天还要亮，在这种亮光中，我自然是无法入睡的。 折腾了一晚上，第二天，我发起烧来，一烧就是三天，据我娘说，发烧的时候，嘴里尽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他们听不懂，也不记得。 多亏我爹从爷爷那时学得的医术还没忘记，喝了几副草药也就渐渐好起来了。 从此以后，我出门更少了，除了去李红旗那儿（那是因为我管不住自己），别的人我根本凑合。 渐渐地我和嫂子混熟悉了，有一次，她问我：“你怎么不把祖传的医术继承下来？” 我回答：“我爷爷就死在这件事儿上，我爹为此发誓不再行医，所以也不让我学。” 嫂子说：“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老常话艺不压身，学到手里本事是你自己的，能给人看病什么时候都能有碗饭吃。” 我说：“回去跟爹商量商量吧。” 商量的结果自然是爹坚决反对，即使我磨破了嘴皮子，也无济于事。 再次到李红旗家去，我就怕嫂子问我学医的事儿，可是他偏偏见了面不问别的，劈头就问：“你爹同意了吗？” 我佯装不知道：“什么我爹同意了吗？” 她不依不饶接着问：“学医的事儿啊！” 我被堵到了死角，只能破着头皮回答：“我爹死活不同意。” 嫂子一听有点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么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能让尿憋死呢，他不让你学，你自己不会看书，不会自己钻呢！” 我一下子脸红了，嘴上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心里却也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把老祖宗的本事继承下来。 我们家的医书毕竟有限，而且中医的实践性强，不是照本宣科那么简单，看完了以后，我觉得自己还是什么也不懂。 这时农村开始兴西医了，我想倒不如学习一下西医。 于是，我托人买了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。 一开始，爹是极力反对，看我真的入了迷，心也就软了下来。 有天晚上，爹爹放下饭碗，把我叫到里屋，来开始传授我祖传的中医。 什么往闻问切，各种脉相，各种草药的配比，我记得都非常快，我爹说我天生就是干医生的材料。 虽然我爹已经不公开行医，但是一些老主雇还是经常找上门来。 以前看病是他自己去，他从来不收病人的钱，只管开药方，不管抓药。 有时顶多喝人家几碗水，赶上饭时在人家吃顿饭。 我开始学医以后，爹就带我一起去。 我总是躲在爹的身后，他不让我上前，我不上前。 每次都是他先摸完脉，然后再让我摸。 于是我就有了摸妇人手腕的机会，也许我真的天生就是流氓，对头病人的手腕，我也能浮想联翩。 它们有的滑腻如粉皮，有的柔软如丝棉，有的白如蛋清，有的暖如春风。 我一摸上女人的手腕，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。 渐渐地，我又下了一个决心，就是专为妇女看病，好在我们家祖传的医术也包括妇科。 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，我再到李红旗家，就主动给嫂子把把脉，嫂毫不犹豫地撸起胳膊，把嫩白的手伸到我的面前，第一次，我有点紧张，旁边的李红旗和嫂子一起鼓励我，我的手终于搭到嫂子的手腕上。 我的手指虽然不抖，但心却在不停地颤着，我不敢看嫂子的眼睛，也不也看旁边的李红旗。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实质的想法，总觉得自己是个贼，在偷李红旗的东西。 嫂子看我头上冒出了汉珠，就安慰我说：“你别紧张，看错了也不要紧，嫂子支持你。” 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嫂子是不是晚上睡不好啊！” 嫂子一听，脸红了，李红旗凑过来说： “你小子还真行，你嫂子这段时间就是晚上总是翻来覆去，弄得我晚上也睡不好。你看看她这个病能治吗。” 我故意买个关子说：“论说这个病没有什么办法可治，但是我刚听我爹说了个方子，还没有试过，不知道行不行。” 还是嫂子痛快，她说：“你尽管开出来，我让红旗去抓药，吃吃试。” 旁边还有点犹豫的李红旗也附和说：“我明天就去，你小子跟我一块。”我也欣然答应了。 说来也怪，吃了我开的药，嫂子说睡觉比以前踏实了。 从此，我更加得到了嫂子的信任，她那里不舒服就叫我去帮她看看。 她也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，逢人就说我会看病，而且看得很好。 渐渐地村里找我看病的人多起来，主要还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不懂得西药，相信老祖宗的玩意。 年轻的则多到乡卫生院去看病，他们不愿意喝中药，太苦，太难喝不说，一个人吃中药，一家人跟着闻药味。 还是西医，吃点药，打两针，小小不然的病就好了。 为了提高我的水平，我把自己学西医的事儿跟嫂子说了，她非常支持我的想法，并通过老支书的关系，让我到乡卫生院了学习一个月。 在那里我学会了打针，一般头疼脑热肚子疼也知道开什么药。 回到村里，我就开始中西结合看病，上年纪的用中药的法子，年轻用西医的法子，很快就得到了全村贫下中农的认可。 经过现任村支书的确认，我成了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