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下午，我和白颖返回北京。 此后，工作之余，我会打电话给母亲，问起郝小天的病情，有时候换作妻子打过去问。 听母亲那边讲小孩做了化疗，有所起色，我们就喜出望外，要是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头叹息，就跟着心情不好。 连续四五个月，基本如此，郝小天的病情时好时坏。 眼瞅暑假就要来临，某天白颖下班回到家中，讲起她们医院聘来三名外国医师，专攻癌症，且引进了最先进的化疗器械和药物，何不让郝叔把儿子带到北京来治，兴许希望更大些。 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，她连声称好，说你和白颖在那边安排一下，过几天她就带郝叔父子进京。 妻子把情况跟他们医院领导讲后，得到了院方的同意，表示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会诊。 我们夫妻又整理出一间客卧，置办了一套全新的床上用品，准备给郝叔父子住。 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我给母亲去了个电话，母亲说他们后天就到。 到了后天，我开车去高铁站接上母亲一行三人，当晚就在家里为郝叔父子接风洗尘。 次日早上，母亲和妻子带郝叔父子到北京人民医院会诊。 医院专家团队出具了一个安全完备的治疗方案，但手续后，小孩还需住院观察治疗三个月。 考虑患者情况，可以免去一半费用，仍需缴纳二十万药费。 我们夫妻和母亲一合计，决定总共出十万元，剩下十万元，在各自单位募捐。 后来《人民日报》得知此事，刊文号召社会人士踊跃捐款，最后总共累计得善款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。 小天手续后，住院观察治疗期间，郝叔几乎一天二十小时陪在儿子病房，偶尔回我家住一个晚上。 母亲则主要忙着筹款之事，接待来病房探望小孩的捐款人，闲暇之余就会到医院看望孩子。 我和妻子一边上班，一边协助母亲筹集善款。 暑假过完，母亲要回学校上班，说等小孩出院时再过来看望郝叔父子。 我开车送母亲到高铁站，临别之际，郝叔突然给母亲下跪，感激涕零。 一个月后，郝小天病症全消，出院前一天晚上，母亲连夜飞来，喜悦之情不溢言表。 第二天，我们夫妻和母亲，连同一些其他爱心人士，热热闹闹地一起前往北京人民医院，迎接郝小天出院。 郝叔老泪纵横，给医院领导、 专家、 护士不停下跪，也给来医院迎接儿子出院的捐款人下跪，几乎逢人就跪，我们拉都拉不住。 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善款，扣除十万元治疗费以及我们夫妻和母亲所出十万元，还剩六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。 母亲以各界爱心人士善款的名义捐给红十字会二十万，三十万留给郝叔作为安家费，余下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用作人情送礼。 郝叔视我们全家为救命恩人，千恩万谢，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，一定要儿子认母亲为干妈，并改姓左。 盛情难却，母亲高兴应承下来，但没同意郝小天改姓。 在我家住了两晚，郝叔要随母亲返回长沙，我和白颖一再挽留郝叔，要他们父子多住些日子。 母亲也劝郝叔，说孩子病好了，你应该多带他到北京玩玩，不要那么归心似箭。 郝叔听从母亲的话，接着在我家住了十来天，我才送他们父子回到长沙，与母亲相聚。 见过母亲后，郝叔又带着儿子到墓园祭拜了我父亲，再次提及郝小天改姓一事，母亲还是婉言拒绝了。 郝叔心中起了结，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们，想了一个晚上，决定要带着儿子给我父亲扫三年墓。 我和母亲听了后着实吃惊不已，赶紧劝阻郝叔，无奈他非常固执，任谁都拦不住。 第二天大清早，郝叔背着我们，到墓园附近的村庄租了一处民房，打扫完卫生，简单买了些生活用品。 晚上回来，郝叔才告诉我们，说明天把儿子接去同住。 母亲执拗不过郝叔，勉为其难同意下来。 次日早上，我们开车送郝叔父子过去，母亲又添买了些居家用品，给他们父子整理出一个暖和温馨的床铺。 忙到晚上，在郝叔租居的民房里，我们一起动手做了个家常火锅，边吃边聊。 母亲反复叮嘱郝叔照顾好小天，说山下天气阴寒，晚上睡觉要防止小孩蹬被子，着凉感冒。 郝叔点头连连，说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小孩。 母亲又说，小天也要上幼稚园了，跟你在这住几天，我就来接他回去，安排在我单位的附属幼稚园上学。 幼稚园离我住的地方很近，方便我照顾小天，你要是想孩子了，就来我家看他吧。 郝叔看了儿子一眼，说了声好。 我和母亲呆到夜里十一多，照顾小天安然入睡后，才开车返回。 翌日上午，我坐高铁回北京。 当天，母亲与学校领导打了招呼，说郝小天是自己亲戚家孩子，想安排在附属幼稚园上学。 三天后，母亲开车来接小天，碰巧郝叔领着儿子，要上陵园给我父亲敬香，于是，母亲便随同他们父子，一起上陵园祭拜了父亲。 此后，郝小天便随母亲住，叫母亲干妈，在母亲单位的附属幼稚园上学。 郝叔则一个人住，早晚两柱香，祭拜我父亲，不论刮风下雪，雷打不动。 想儿子的时候，郝叔便会上母亲那里看他，每逢喜庆节日，母亲也会叫郝叔来家里一起吃饭。 郝叔做事勤快，在居住民房四周的荒地上，开垦了好几块菜地，常给母亲送去自己亲手种的新鲜有机蔬菜。 乡下风景好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母亲偶尔也会带上小天，去郝叔那里玩，调剂调剂心情。